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近期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爆表”的通胀数据。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6月CPI同比也创纪录地增长8.6%。各国央行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另一边，全球的粮食、能源、财政、气候等多重危机叠加，部分国家民众生计遭遇威胁。
全球经济怎么了？我们是否正在陷入衰退？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欧洲知名电子元器件制造商普莱默(Premo)公司首席财务官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omez)，与中新社经济部主任魏晞展开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芮博澜认为，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这段糟糕的时期可能会持续12-18个月。能源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或最大。为了降低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需要协作起来，共同采取行动。
戈麦斯表示，经济衰退的“症状”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会显现出来。对于中国，他认为，尽管也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中国政府会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不公平的危机”
魏晞：最近联合国发出警告称，我们正面临数十年未见的生活成本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个方面，全球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芮博澜：现在全球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是生活成本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出现了错位。今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让本已出现瓶颈的供应链雪上加霜，特别是在能源和食品市场上。这种生活成本危机，事实上是发生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危机——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危机，而不是富裕国家的危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食品、能源等价格，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却难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前挑战还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贫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
戈麦斯：以欧洲市场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已经遭遇了超一年的经济停滞。许多经济领域都关闭了，亚洲与欧洲间的物流运输以及一些制造业领域都遭遇瓶颈。这种供应链受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的价格和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传导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加剧了通胀和对通胀的预期。
“创纪录的通胀”
魏晞：6月份欧元区CPI同比上涨8.6%，再创历史新高，这对欧洲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吗？
戈麦斯：通货膨胀已经对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的投入成本上升。随着物价上涨，人们会对薪水上涨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补偿部分失去的购买力，但这对企业的结构成本造成了压力。其次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人们对投资和耐用品的支出下降，这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营。
芮博澜：从根本上说，通胀发生是因为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和滞后，供应无法跟上需求。这种缺口、滞后不断加大，商品价格自然上升。
资料图“美欧等激进加息，让发展中国家跟着遭殃”
魏晞：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3次，欧元区也开启了11年来的首次加息，这对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有帮助吗？
芮博澜：我们没有很多工具来控制通胀，其中，加息是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问题是：是不是太晚了？因为高通胀的危险其实从2021年年中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于是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了激进的(加息)举措。
但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是预期性通胀。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贬值。当美国提高利率时，资金会流出发展中国家，从而带来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进口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因供需缺口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还要承受进口型通胀压力。
而且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处理通货膨胀，只能被动跟随加息。付出的代价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元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魏晞：戈麦斯先生，人们还担心利率上升会导致欧元急剧下跌。近期欧元对美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你会担心欧元贬值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
戈麦斯：欧元贬值让企业经营者和欧洲央行都措手不及。从理论上讲，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商是利好，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但只要我们购买非欧元计价的商品，欧元贬值就会增加进口型通胀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然气和石油。因此，欧元贬值会让欧洲的通胀状况变得更糟。
我的观点是，目前市场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央银行反应的速度。因此，货币政策是落后的。但即使欧央行提高利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太可能会回到之前1.15、1.20的水平。而且，在一个高通胀的国家，汇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货币正在贬值。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恶化，欧洲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魏晞：全球经济是否正走向衰退？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芮博澜：我相信我们将进入经济衰退，因为通过加息控制通胀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当我们谈论这些糟糕情况时，必须记住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持续12至18个月。如果看过去50-60年发生的危机，平均来说，糟糕的时期大约会维持一年。
戈麦斯：我认为，我们将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看到经济衰退的开始。经济衰退有一些负面含义，比如：高失业率、商业领域的损失、人们遭受痛苦等。但它最终是一种平衡。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价格在6月份开始急剧下降。
魏晞：如何应对全球衰退？哪些国家最危险？
芮博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能够走到一起，试图共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在所有国家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能源价格飙升，对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或能更好地承受经济衰退。而依赖能源等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境更为艰难，比如斯里兰卡。
“中国经济有望更快恢复”
魏晞：您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看法？
戈麦斯：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些认识。首先是韧性。我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地从过去的几波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看不到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尽管仍将遭受这场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我很确定中国政府会非常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其中一些强有力的举措已经到位了。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完)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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