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求新”“求先”“求变” 取得丰富成果******

　　光明网讯（记者 李飞）11月11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在浙江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表示，本次大会，坚持体制机制求新、议题设置求先、活动策划求变，在丰富内容特色、提升参会体验、放大溢出效应等方面全方位释放增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是闪耀了数字文明的思想光芒。在本次峰会和各类论坛上，许多新理念新模式在交流交融交锋中孕育而生，不断赋予互联网发展以新的生机和活力。比如，本届浙江分论坛以“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破”为导向，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链重构”为核心议题，邀请了国内外工业互联网领域知名专家、企业家等600余人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碰撞思想，为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路径贡献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路径。

　　二是诠释了数字时代的浙江精彩。本次峰会创新设立三项“永久举办地”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浙江运用互联网创造共同富裕新图景的生动实践，生动展现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靓丽成果。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搭建项目、资本、园区三方互动交流合作平台，36个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补链强链延链的重点项目完成现场签约，投资金额共计746亿元。

　　三是呈现了数字变革的硬核成果。本次峰会成功举办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5家中外企业参展，组织开展了74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之江实验室智能计算数字反应堆、卡巴斯基反无人机入侵系统等“黑科技”悉数亮相。首次开设“互联网之光云展厅”，利用3D、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365天不落幕“线上云展”，在线参观超过50万余次。“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24个国家的1110个项目参赛。

　　四是提振了数字经济的产业动能。本次峰会专题发布10个历年签约优秀合作项目，其中桐乡“乌镇之光”超算中心、绍兴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生产线、金华龙芯智慧产业园等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标杆，产生了很好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升级打造的人才相亲会品牌，以云聘会、产业人才发展大会等形式，为1074家单位发布3.8万余个岗位需求，共吸引了25万名各类人才前来应聘，进一步拓宽了数字经济人才供需对接的“桥梁”。

　　五是升级了数字智能的参会体验。本次峰会坚持高质量办好峰会的理念，推动服务智慧化、体验智慧化全面升级，开发了“乌镇峰会一站通”小程序，迭代升级“浙里安保智控·乌镇”数字安保应用，一站式服务、无感化验证通行、智能预警等数智体验在乌镇随处可见。

　　“置身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浙江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务实的精神，紧扣互联网变革发展的脉动，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与各方一道共创美好数字未来。” 王纲表示。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